1687年1月27日，夏尔·贝洛在法兰西学士院朗诵了《路易大帝的世纪》，反对厚古薄今，波瓦洛当即提出抗议，并拂袖退场，由此引发了一场早在20多年前就见出苗头的、旷日持久的争论，直到1715年方告结束。这是法国文学史上有名的古今之争，表面上看，这是一场没有赢家的争论，实际上，胜利的天平已经大大倾向了现代派。在争论中，双方除了陈述各自的观点外，也不乏相互讽刺漫骂之词，例如“疯子”、“野蛮人”之类，很可惜，没有人对簿公堂，弄得一场争论不了了之。
1830年，雨果的《欧那尼》的演出使得浪漫派和古典派由于尖锐的对立而大打出手，勃兰兑斯曾经这样描述过：“连续一百个晚上，《欧那尼》受到‘嘘嘘’的倒彩，而连续一百个晚上，它也受到热忱的青年们暴风雨般的喝彩。”戈蒂耶的红背心吸引了全部望远镜的注视，结果是年轻人的长发战胜了伪古典派的假发，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被打得七零八落，浪漫主义从此站稳了脚跟。很可惜，那些老派的、掌权的人竟没有诉诸法律，禁止《欧那尼》的演出，替古典派争回一点面子。
1964年，巴黎大学的教授莱蒙·毕加尔发表《新批评还是新骗术》，把矛头对准了结构主义者罗朗·巴特，兼及夏尔·莫隆（精神批评）、吕西安·戈德曼（社会学批评）、让－皮埃尔·里夏尔（主题学批评）和让·斯塔罗宾斯基（现象学批评），由此爆发了新批评和传统批评的一场大论战。这场论战号称“新的欧那尼之战”，其结果则略有区别，似乎是不分胜负，双方打了个平手。很可惜，教授们没有提出诉讼，眼看着从此新批评取得了和传统批评平起平坐的地位，后来居然两者彼此融合起来。
1978年，巴黎第四大学的讲师勒内·波米埃发表了《解码解得够了》，1987年，他又发表了《罗朗·巴特，够了！》，在这两本书里，他猛烈地攻击了罗朗·巴特有关拉辛的研究，文中不乏“废话，愚蠢，无聊，胡说八道”一类的话。尽管有人指责他用了这些词，可是他说：“这些词存在，正是为了满足某种需要。我用了这些词，恰恰是感到它们满足了我的需要。”1987年，罗朗·巴特已经去世，可是1978年他还活着。很可惜，罗朗·巴特没有把波米埃推上法庭，告他侵犯了他的“名誉权”。
这样的例子在法国文学史上不胜枚举，大的论战，小的争吵，几乎天天发生，但是并没有给法律留下多少地盘，因为文学批评要解决的事情，法官插不上嘴。当然，法律也有介入的时候，但法律介入的时候，其结果往往不妙。例如对《恶之花》。对《恶之花》的诉讼是法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一场对于文学的诉讼，作者波德莱尔被控“伤风败俗，亵渎宗教”。《恶之花》是1857年6月21日出现在书店的，7月5日，就有记者在《费加罗报》上发表文章，指责《恶之花》“丑恶与下流比肩，腥臭共腐败接踵”。这篇文章果然引起第二帝国当局的注意，遂于8月20日把波德莱尔送上法庭。尽管辩护人援引谬塞、贝朗瑞、戈蒂耶、拉封丹、莫里哀、伏尔泰、卢梭、孟德斯鸠、拉马丁、巴尔扎克、乔治·桑等著名作家为例，说明“肯定恶的存在并不等于赞同恶”，但是并不曾使担任公诉人的代理检察长信服。审判的结果是：亵渎宗教的罪名未能成立，伤风败俗的罪名使波德莱尔被勒令删除6首诗，并被罚款300法郎。就这样，第二帝国通过自己的法庭在自己的脸上烫下了“耻辱”这两个字，因为审判非但未能使波德莱尔身败名裂，反而使他声名大振。《恶之花》“创造了新的战栗”，这是第二帝国的法官们所不能理解的，或者说是他们所害怕的。波德莱尔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被“恢复名誉”的。法国最高法院刑事法庭受理法国文化人协会的上诉，于1949年5月31日作出判决，取消对波德莱尔的指控，并称《恶之花》中“不包含任何下流甚至粗俗的词句，在表现形式上也没有超出艺术家可以享有的自由”。虽然已经过了92年，法律却不得不第二次介入，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。这叫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。
法律介入到文学之中往往得不到好的结果，其原因在于文学和法律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。法律要判断，而文学要争论，法律上的判断一定要有是非，而文学上的争论不一定要有结论，或者不可能有永久的结论。法官接受了一桩案子，一定要在控辩双方之间作出判决，确定原告胜诉或败诉。批评家面对一部作品，只须拿出他的笔和纸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。当然这“说什么”是有代价的，即他不能剥夺别人反驳的权利。所以，对一部作品不会众口一词，也不会一锤定音。可以说，越是好的作品，即那种开拓了人们的眼界、加深了人们的认识、给人以一种美的享受的作品，越能引起议论。众说纷纭，并不是一件坏事，往往是杰作的一种标志。如果一件作品得到了一致的好评，我劝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，说不定这是一件适应当时的某种特殊需要的作品。有定论定评的作家作品，相对于历史而言，只能是暂时的，说不定一个默默无闻的作家或声名狼籍的作品，日后会得到截然相反的评价，反之亦然，这是文学史上不断有所“发现”的原因。蒂博代在《批评生理学》（中译本作《六说文学批评》）中说：“在文学问题上，判断本身并不能建造任何东西。判断是理性的一种决定，估价文学作品的并不是理性，而是一种被称之为趣味的敏感的特殊状态。”这是77年前的一句话，我认为它依然是对的。
近年来，文坛上盛行诉讼，笔墨官司要靠笔墨以外的力量来解决。说到“解决”，当然只能靠笔墨以外的力量，可是问题在于笔墨官司是一个永久的官司，原本是不需要“解决”的。作家写了一本书，批评家写了一篇文章，说这本书与先前存在的一本书有某些相似的地方，于是指为“模仿”。作家恼怒了，把批评家告上法庭，法庭的判决下来了：原告胜诉。作家胜利了吗？他在法律的帮助下胜利了，在文学上却未必。作家不是不可以恼怒，假使他心胸不够开阔的话，但是他试图借助法官使批评者臣服，却是恼羞成怒之后的一件非理性的举动：一个文学家谋求文学之外的力量来解决文学之内的事情。一份刊物对一家报纸提起诉讼，只因为这家报纸发表了一篇文章，说这份刊物“堕落”。我不明白为什么人家不能说，如果这家刊物的确“堕落”的话。如果它没有“堕落”，那是这家报纸“堕落”了，或者发表那篇文章的人“堕落”了。也许这家刊物这家报纸连这个人都没有“堕落”，那是这种观点源于看法的偏激或某种失误。中国人连这点对事实的确认或观点的偏颇都不能容忍，足见其情绪已经到了一触即跳或不触亦跳、跳就跳到非理性的程度。提高法律意识是全民族的事，对作家批评家来说，恐怕先得治一治心态失衡的毛病。还是蒂博代说得对，“智者害怕只读一本书的人”，因为“一份极右报纸的读者，像一份极左报纸的读者一样，不久便会成为狂热分子”。各种观点哪怕是针锋相对的观点彼此争论，文坛才显得热闹；诉讼当然也可以使文坛热闹，但是一经判决便戛然而止，文坛归于寂静。争论是文学的灵魂，争论能给文学的发展提供一种动力，这是比什么领导和提倡都珍贵的。1687年1月27日，夏尔·贝洛在法兰西学士院朗诵了《路易大帝的世纪》，反对厚古薄今，波瓦洛当即提出抗议，并拂袖退场，由此引发了一场早在20多年前就见出苗头的、旷日持久的争论，直到1715年方告结束。这是法国文学史上有名的古今之争，表面上看，这是一场没有赢家的争论，实际上，胜利的天平已经大大倾向了现代派。在争论中，双方除了陈述各自的观点外，也不乏相互讽刺漫骂之词，例如“疯子”、“野蛮人”之类，很可惜，没有人对簿公堂，弄得一场争论不了了之。
1830年，雨果的《欧那尼》的演出使得浪漫派和古典派由于尖锐的对立而大打出手，勃兰兑斯曾经这样描述过：“连续一百个晚上，《欧那尼》受到‘嘘嘘’的倒彩，而连续一百个晚上，它也受到热忱的青年们暴风雨般的喝彩。”戈蒂耶的红背心吸引了全部望远镜的注视，结果是年轻人的长发战胜了伪古典派的假发，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被打得七零八落，浪漫主义从此站稳了脚跟。很可惜，那些老派的、掌权的人竟没有诉诸法律，禁止《欧那尼》的演出，替古典派争回一点面子。
1964年，巴黎大学的教授莱蒙·毕加尔发表《新批评还是新骗术》，把矛头对准了结构主义者罗朗·巴特，兼及夏尔·莫隆（精神批评）、吕西安·戈德曼（社会学批评）、让－皮埃尔·里夏尔（主题学批评）和让·斯塔罗宾斯基（现象学批评），由此爆发了新批评和传统批评的一场大论战。这场论战号称“新的欧那尼之战”，其结果则略有区别，似乎是不分胜负，双方打了个平手。很可惜，教授们没有提出诉讼，眼看着从此新批评取得了和传统批评平起平坐的地位，后来居然两者彼此融合起来。
1978年，巴黎第四大学的讲师勒内·波米埃发表了《解码解得够了》，1987年，他又发表了《罗朗·巴特，够了！》，在这两本书里，他猛烈地攻击了罗朗·巴特有关拉辛的研究，文中不乏“废话，愚蠢，无聊，胡说八道”一类的话。尽管有人指责他用了这些词，可是他说：“这些词存在，正是为了满足某种需要。我用了这些词，恰恰是感到它们满足了我的需要。”1987年，罗朗·巴特已经去世，可是1978年他还活着。很可惜，罗朗·巴特没有把波米埃推上法庭，告他侵犯了他的“名誉权”。
这样的例子在法国文学史上不胜枚举，大的论战，小的争吵，几乎天天发生，但是并没有给法律留下多少地盘，因为文学批评要解决的事情，法官插不上嘴。当然，法律也有介入的时候，但法律介入的时候，其结果往往不妙。例如对《恶之花》。对《恶之花》的诉讼是法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一场对于文学的诉讼，作者波德莱尔被控“伤风败俗，亵渎宗教”。《恶之花》是1857年6月21日出现在书店的，7月5日，就有记者在《费加罗报》上发表文章，指责《恶之花》“丑恶与下流比肩，腥臭共腐败接踵”。这篇文章果然引起第二帝国当局的注意，遂于8月20日把波德莱尔送上法庭。尽管辩护人援引谬塞、贝朗瑞、戈蒂耶、拉封丹、莫里哀、伏尔泰、卢梭、孟德斯鸠、拉马丁、巴尔扎克、乔治·桑等著名作家为例，说明“肯定恶的存在并不等于赞同恶”，但是并不曾使担任公诉人的代理检察长信服。审判的结果是：亵渎宗教的罪名未能成立，伤风败俗的罪名使波德莱尔被勒令删除6首诗，并被罚款300法郎。就这样，第二帝国通过自己的法庭在自己的脸上烫下了“耻辱”这两个字，因为审判非但未能使波德莱尔身败名裂，反而使他声名大振。《恶之花》“创造了新的战栗”，这是第二帝国的法官们所不能理解的，或者说是他们所害怕的。波德莱尔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被“恢复名誉”的。法国最高法院刑事法庭受理法国文化人协会的上诉，于1949年5月31日作出判决，取消对波德莱尔的指控，并称《恶之花》中“不包含任何下流甚至粗俗的词句，在表现形式上也没有超出艺术家可以享有的自由”。虽然已经过了92年，法律却不得不第二次介入，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。这叫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。
法律介入到文学之中往往得不到好的结果，其原因在于文学和法律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。法律要判断，而文学要争论，法律上的判断一定要有是非，而文学上的争论不一定要有结论，或者不可能有永久的结论。法官接受了一桩案子，一定要在控辩双方之间作出判决，确定原告胜诉或败诉。批评家面对一部作品，只须拿出他的笔和纸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。当然这“说什么”是有代价的，即他不能剥夺别人反驳的权利。所以，对一部作品不会众口一词，也不会一锤定音。可以说，越是好的作品，即那种开拓了人们的眼界、加深了人们的认识、给人以一种美的享受的作品，越能引起议论。众说纷纭，并不是一件坏事，往往是杰作的一种标志。如果一件作品得到了一致的好评，我劝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，说不定这是一件适应当时的某种特殊需要的作品。有定论定评的作家作品，相对于历史而言，只能是暂时的，说不定一个默默无闻的作家或声名狼籍的作品，日后会得到截然相反的评价，反之亦然，这是文学史上不断有所“发现”的原因。蒂博代在《批评生理学》（中译本作《六说文学批评》）中说：“在文学问题上，判断本身并不能建造任何东西。判断是理性的一种决定，估价文学作品的并不是理性，而是一种被称之为趣味的敏感的特殊状态。”这是77年前的一句话，我认为它依然是对的。
近年来，文坛上盛行诉讼，笔墨官司要靠笔墨以外的力量来解决。说到“解决”，当然只能靠笔墨以外的力量，可是问题在于笔墨官司是一个永久的官司，原本是不需要“解决”的。作家写了一本书，批评家写了一篇文章，说这本书与先前存在的一本书有某些相似的地方，于是指为“模仿”。作家恼怒了，把批评家告上法庭，法庭的判决下来了：原告胜诉。作家胜利了吗？他在法律的帮助下胜利了，在文学上却未必。作家不是不可以恼怒，假使他心胸不够开阔的话，但是他试图借助法官使批评者臣服，却是恼羞成怒之后的一件非理性的举动：一个文学家谋求文学之外的力量来解决文学之内的事情。一份刊物对一家报纸提起诉讼，只因为这家报纸发表了一篇文章，说这份刊物“堕落”。我不明白为什么人家不能说，如果这家刊物的确“堕落”的话。如果它没有“堕落”，那是这家报纸“堕落”了，或者发表那篇文章的人“堕落”了。也许这家刊物这家报纸连这个人都没有“堕落”，那是这种观点源于看法的偏激或某种失误。中国人连这点对事实的确认或观点的偏颇都不能容忍，足见其情绪已经到了一触即跳或不触亦跳、跳就跳到非理性的程度。提高法律意识是全民族的事，对作家批评家来说，恐怕先得治一治心态失衡的毛病。还是蒂博代说得对，“智者害怕只读一本书的人”，因为“一份极右报纸的读者，像一份极左报纸的读者一样，不久便会成为狂热分子”。各种观点哪怕是针锋相对的观点彼此争论，文坛才显得热闹；诉讼当然也可以使文坛热闹，但是一经判决便戛然而止，文坛归于寂静。争论是文学的灵魂，争论能给文学的发展提供一种动力，这是比什么领导和提倡都珍贵的。
